欢迎外国干涉内政

几天前，中国驻马大使柴玺声称，如果马来西亚现任政府在来届大选中取胜，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会更有帮助，并有利于发展经贸互利合作。他还说，政治上的稳定是一切合作的基础，而政治延续性有利于两国经贸互利合作。虽然他强调自己没有说支持任何政党，那只不过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式的狡辩。

国际上的惯例是不对他国的选举发表倾向任何一方的评论，中国驻马大使这番话有干涉马来西亚内政之嫌。然而，这几天都没听到马来西亚朝野加以斥责。

无论是中国或马来西亚，由于其身不正，官方立场都是“反对外国干涉内政”，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实行双重标准。在中国方面，“六四”事件发生后，中共政权对法美等国的制裁强烈反弹，甚至把之前的“八九”民运归咎于外国势力的渗透。然而，中共当初还不是在外来势力苏共的协助下夺得政权的吗？自己不也曾积极介入越南、朝鲜的内政吗？

在“六四”事件发生后，马来西亚是最早对中共政权表示谅解、“一切照旧”的国家之一，表明了“不干涉内政”的姿态（那是巫统与中共“蜜月期”的开端）。然而，在199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夕，马哈迪政权却为了拉拢华人选民，邀请中国总理朱镕基来访，欢迎外国干涉内政；后者也毫不避嫌地和一个看守政府的官员大谈邦交，害得黄进发等社运人士为了抵消“朱镕基效应”也得拉布条欢迎他。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中国驻马大使几天前那番话不过是续集，虽时移势易，作用没那么大，但原则问题还是得追究。

有句话说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并无道义可言，纯以国家利益为转移。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：有时候，领导人的个人利益乃至恩怨甚至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，特别是在一党独大的国家里。1998年底我国发生安华事件，引发“烈火莫熄”(Reformasi)街头运动，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在吉隆坡当着马哈迪的面加以声援，引来“干涉内政”的指责。两年后戈尔在空前激烈的总统选战中，虽赢得较多选民票，却以选举人票微差败了给小布什，当时马哈迪不顾身份与外交惯例，为小布什的胜利而欢呼（这不也是干涉内政吗？）。后来，小布什挥军攻打伊拉克，马哈迪才来跳脚，印证了之前其行为的幼稚可笑。另外，擅长把自己装扮成“反美反帝”的“第三世界英雄”的马哈迪又怎能在1990年代末，只为了同教兄弟情谊而力促“美帝”攻打同属第三世界的塞尔维亚（这也是干涉内政）呢？

无能又毫无担当的领导人最爱把国家问题怪到“外国势力”头上，一来可以开脱责任，二来可以煽动仇外情绪模糊焦点。马哈迪在1997-98年的经济金融风暴中就不止一次指控索罗斯等外国人，在多次因打压政敌而面对国际责难时也顽拒“外来干预”。现政权是马哈迪主义的继承人，在面对国际压力时也有同样的反应，比如最近才毫无根据地指控“净选盟”接受外国资金援助。然而，喊贼者往往就是作贼人，是谁在1990年代向沙巴大量输入外籍选民，是谁今天在西马重施故计？这不是在开门欢迎外国干涉内政吗？

那么，外国干涉内政是该还是不该呢？这涉及一个常见的争议：主权大于人权还是人权大于主权？主张人权大于主权的人一般会诉诸“普世价值”的论述，这没有错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：在现代国家里，国家乃人民的集合体，所以主权在民，应该反映人民的集体意志。所以，验证“外国应不应该干涉一国内政”主要有两个标准：一、有关干涉是否基于人权、自由、民主等普世价值；二、该国的主权能否反映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利益，换句话说，它有没有被当权者所剽窃，形成“关起门来虐打孩子”的恶劣现象。所以，国际社会介入利比亚、叙利亚局势或谴责马来西亚执政集团侵犯人权，都是必要的外来干涉，应该受到欢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