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千呼万唤中，第11届全国大选终于被首相的“灵感”带出来了。遗憾的是，根据3月5日宣布的提名日与投票日，这一届的竞选期只有一个星期左右，继上届的9天后，再创历史新低！
平日，执政党对反对党的宣传活动及人民的议政活动已极力打压，借口就是这些活动在平日并无必要。现在，很明显的，连大选期间他们也要尽量压缩人民仅有的议政空间。
民主讲求对民众赋权，让百姓经常参与、议论与监督政事，远不止于投票。然而，垄断了主流传播管道的执政党，不断向民众灌输错误观念，让民众以为大选就是民主的一切，有大选就等于有民主，而自己平时不得监督批评行政部门的所作所为，否则便是“反政府”、“不爱国”。
当权者这些年来借助西敏寺制度的缺陷，趁着民智未开、民主落后、种族猜疑之机，透过种种限制民权的法律和制度，侵蚀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，并直接或间接控制传媒，造成行政权无度膨胀，一党甚至一人独大，国会早已成了他们的橡皮胶印。结果，人民失去了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和作用，导致当权者随心所欲地施政，往往未经科学论证和公众辩论便轻率推行损害国家利益，甚至祸延后代的重大政策。1970年代推行的教育单语化、1980年代开始的公共事业私营化和国产车计划、1990年代实行的无数超大型“政绩工程”、21世纪初的小学数理英文化等都只是比较突出的例证，而国家人民到今天还在付出没完没了的代价。
在大选中，选民理应考量错综复杂的众多课题与政策主张，经过权衡折衷才最终选出所属意的政党或候选人。议会选举并非“零和游戏”，所以其结果可以是各种不同的席次组合。要让一个政党执政也不一定非得让它赢得5分之4或3分之2议席不可，世界上拥有6成、一半，甚至不到一半国会议席的执政党比比皆是。
然而，在多届大选中，国阵却把错综复杂的课题浓缩成一个：稳定与发展(包含所谓“世俗回教国”)；却把大选结果的多种可能性简化成一个：坚持要求以3分之2以上席次执政。(在一定意义上，这样的大选近乎公投，同样地产生极端结果，但又欠缺充分的公众辩论。)
当权者之所以能突出“稳定”与“发展”者的形象，有其客观因素。我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天灾，却遍地资源，同时从前英殖民政府那里继承了一套完备的行政制度。由于人口暂时还不算多，人均资源占有量居世界前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尽管贫富悬殊，低下层阶级受尽剥削，经济总量却仍有一定保障，碰上世界或区域经济好景时，甚至能交出耀眼的增长率。于是，当权者一面压制民主力量与反对声音，一面将上天的恩赐与人民的劳动成果归功于自己，将自己包装成安定繁荣的化身，把替代政党抹黑成动乱穷困的使者，成功塑造政治二分法：选择国阵，就是选择稳定、发展；选择其对手，就是选择放弃稳定、发展。
国阵的制胜之道其实很简单：长期准备好于己有利的客观条件；然后把错综复杂的大选课题浓缩成一个，再透过派发“政治糖果”、“大选支票”等手段，让顺民以为要发展稳定只有选国阵；再进一步向顺民开价：只有超稳定的绝对多数席次，才能确保发展稳定。
更糟的是，反对党也常不吝助其"一臂之力"，如回教党的形式主义措施、脱离现实的政策主张和政治目标就居功不小。另外，反对党也不曾尽力与国阵争夺对“发展”、“稳定”的诠释权，揭露其“发展”与“稳定”的虚假与片面性，甚至默默认同其定义，也是很大的错误。
(写于2004年全国大选前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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